真实的商鞅,与历史教科书中的商鞅,相去多远?

栏目:论坛 来源:中国头条 时间:2019-08-26

战国时期,诸雄并起。公元前361年,秦孝公即位。是时,秦国僻处雍州,被山东六国当作蛮夷看待,不得参加中原盟会与大国会议。此前秦历经几代君位动荡,国弱民穷,军队涣散无纪律,百姓私斗成风,邻国魏国趁机夺取其河西之地;民风愚昧,父子同居,男女无别。国家内忧外患,秦孝公不堪耻辱,即位之初便颁布求贤令,遍求强秦之人。彼时正在魏国的卫鞅(即后来的商鞅)闻说此令,西入秦国,通过孝公嬖臣景监四见孝公,说以帝道、王道、霸道与强国之术。孝公采纳后者,任用商鞅,启动变法。接下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,商鞅变法顺应了时代潮流,使秦国国富民强、移风易俗。

然而,对于商鞅的评说,后世文人学者莫衷一是,褒贬各持己见,如今竟有"商粉""商黑"两派立场,此中对商鞅的批判尤甚。商鞅变法不仅推进历史向前发展,为秦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,更构建了后世国家机器、法律制度和经济结构的雏形。即如此,商鞅为何还会惨遭车裂,"中于谗诽也二千年"呢?

卫鞅、公孙鞅、商鞅,是同一人吗?

商鞅本是卫国国君的后裔,原名卫鞅。姬姓,氏公孙,故又称公孙鞅。后因在秦魏河西之战中立功,获封商於十五邑,号为商君,后世多称之为商鞅。商鞅入秦之前,在魏国做国相公叔座的中庶子。《史记·商君列传》记载公叔座在临死之前向魏惠王(即后来问政于孟子的梁惠王)举荐卫鞅,并希望魏惠王"举国而听之"。魏惠王沉默不语。因为在那个看身份的年代,一个默默无名身份低微的中庶子是不可能得到重用的,更何况是担任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国相。公叔座知道卫鞅是个大才,于是他说如果不用卫鞅,就必须把他杀掉,不要让他出国境,以免其帮助敌国。魏惠王应承着离开了,随后对身边的侍从说:公叔座想让我任用卫鞅,真是病得不轻啊。大王走后,公叔座赶紧叫来了卫鞅,将此事事告诉了他并劝其离开,不然会有杀身之祸。卫鞅道:"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,又安能用君之言杀臣乎?"他终究没有离开魏国。从这里可以看出,卫鞅是一个具有敏锐的洞察力、准确的判断力和缜密的逻辑推理能力的人,一定程度上也可看出他的赌徒性格。


卫鞅四见孝公

卫鞅来到秦国后,四见孝公之后才获赏识。笔者认为,这是因为孝公与卫鞅是双向面试,孝公在考察卫鞅,卫鞅也在试探孝公。如果孝公一上来就为帝王之道所动,卫鞅很大可能会离开秦国,另寻他心中的明主。因为卫鞅从小喜欢的是刑名之学,是法家本色,与一般的迎合君主口味的策士说客不同。而在《商君列传》的评赞中,司马迁说商鞅骨子里就是个刻薄之人,说他用帝王之道游说孝公,无非是虚饰浮说,装腔作态。这算是太史公的一个漏洞了。列传正文记载商鞅在孝公选择了"术"之后,感叹了一句"难以比德于殷周矣",也就是难以与殷、周的德行相媲美,怎么会是"挟持浮说"呢?评赞与正文矛盾,本无可厚非,因《史记》正文是客观叙述历史,"太史公曰"是司马迁的"一家之言"。但是读过《商君列传》原文的都知道,司马迁在这里过于激动了,控制不住他自己了。

作为"史家之绝唱"的抒写者与历史之父,司马迁对历史的看法与人物的评价举足轻重。在《商君列传》的太史公评赞中,司马迁给商鞅贴的标签是"刻薄少恩"。他列举了商鞅的种种"罪状",除去上文提到的"挟持浮说",还有"因由嬖臣""刑公子虔""欺魏将卬""不师赵良之言"。

劓刑


有人调侃司马迁是商鞅最大的黑粉。这句话不假。但若结合司马迁的身世与思想,便可理解他为何如此憎恨商鞅了。韩兆琦先生说:"作者(司马迁)出于个人的惨痛经历,对于商鞅这个法家人物从态度上是反感的,这与他对待吴起、晁错一样,是同一种性质的偏颇。"司马迁遭受宫刑的惨痛经历,对儒家思想的持守,都使得他对商鞅这个法家酷吏恨得咬牙切齿。当然,误解也来自时代的局限。从今天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来看,"秦律事实上并不像《史记》及《汉书》等史书所说的那样严酷,而且在罪行法定方面的完备程度堪与唐律相媲美"(堀毅《秦汉法制史论考》)。司马迁说他曾读过《商君书》之《开塞》《耕战》,其内容和商鞅本身的作为(大概指残酷刻薄)相类似。而《四库提要》、钱穆先生与胡适先生考证《商君书》是假书(见钱穆《先秦诸子系年考辨·商鞅考》,胡适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)之时已是近现代。司马迁没有接触正确的史料,以致出现错误的认识,而后世已掌握了部分历史事实,基于此,对商鞅的偏见必须得到纠正。


为商鞅正名

对于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解读必须置身于当时的环境,这是正确认识历史的方法论。战国时期百家争鸣,"儒家主张人民幸福,道家强调人民自由,法家追求国家强大"(鲍鹏山)。仁义永远都不会过时,但它是一个目标、一个理想,而不是手段。术才是手段。故明君拓土强国,贤君遵礼安民,是谓先王后圣。且大争之世,奉行丛林法则,弱肉强食,法家强调审时度势,锐意改革,因此最适应战国。至于有人说商鞅变法严刑峻法等措施导致了秦二世而亡国,是没有认识到商鞅开辟的是"战时法治社会"。商鞅变法之根本目的是解决秦国当前的现实矛盾,其措施只能用于秦一统天下之时。是后世的统治者沉浸于享受专制权力带来的快感而不可自拔,没有对政策及时做出适应时代的调整,最终导致秦帝国迅速灭亡。

最关键的一点,也是容易被忽略的一点,那就是商鞅的法令是君主意志的全面贯彻,他的背后站着的是至高无上的王。他是王的"干城""好仇""腹心",是那个在改革的战车前披荆斩棘乘风破浪的斗士。秦惠文王即位后车裂商鞅,一方面或许是因为商鞅位高权重、功高震主,而新君即位,亟需提高自己的威望,维持自己的权力。且商鞅已完成变法,对秦国来说也失去了价值。抑或利用商鞅之死可进一步打压复辟势力,或者平衡其与变法者之间的矛盾,以保护新法,稳定统治。这不禁令人感慨"每个变法者在缔造历史的同时,也在毁灭自我"。像商鞅这样有大局意识、笃诚热情、极身毋二的变革家,应该得到应有的尊敬与赞誉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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